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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故事:十年六合彩写单人,两千里全家逃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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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2 16:20: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是我害了厂里的那些人,老徐输光了内退补偿,老了还出去打工。唐会计挪用公款买码,被辞退了,你们以前的数学老师张老师,算码把脑子都算坏了……还不都是被我害的……”

2019年开年,发小的父亲病逝了,我母亲前往岳阳参加了葬礼。我悲悯于故人的离世,又不禁感慨:那些想要靠捷径改变命运的个体,或许一时风光,却不得不时刻忧心命运的报复。

故事为发小口述。

去年年初开始,父亲就总喊右腹疼痛,问他怎么个疼法,他说有时像针刺一般剧痛,有时是持续胀痛,有时痛感甚至会发展到整个右半边身体。

我悄悄问母亲:“不会是肝癌吧?”

母亲不愿往那方面想:“你爸连肝炎都没有,不抽烟不喝酒的,怎么会得肝癌?不可能!”

8月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外吃完火锅,父亲刚回到家,就摇摇晃晃地冲向了厕所。关门声刚过,里面就传来呕吐声。我和妻子、母亲面面相觑,最后还是母亲开腔宽慰我们:“年纪大了还不注意节制,这不,马上就现世报了。”

10分钟后,父亲才颤颤巍巍地从厕所里出来,细微的声音从嗓子眼挤出来:“我去躺一下。”

父亲这一躺就是两天,吃不下饭,呕吐和腹泻又接踵而至。起先妈妈说这可能是消化不良,后来又说可能是急性肠胃炎,最后说,大概是食物中毒了。

我站在父亲床前,见他双眼紧闭,呼吸滞重,两颊处布满了深深浅浅的老人斑。我闻到一股酸腐的气息,鼻子一酸——我竟没发觉父亲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老了。

我们把父亲送到社区门诊,坐诊的大夫在反复询问、观察后,最后神色凝重地说:“带他去大医院做做超音波和AFP检查吧,看看是不是肝癌。”

任我和母亲如何虔心祈祷,医院的一纸诊断书还是打破了所有侥幸:肝癌IV期,肿瘤细胞在向肺部转移。我们跑了4家医院,医生都说,以父亲的情况,手术治疗已经没有意义。

到了12月,被病痛折磨得昏昏沉沉的父亲突然从病床上坐起来,抓住我的手:“我要回岳阳,给我转院,我不要死在北京!这都是报应,报应啊……”

12月11日,父亲住进岳阳市的一家医院。当天,病情恶化,医生告诉我们:“准备一下吧。”

我站在东茅岭街头,车水马龙,热闹聒噪,熟悉的路牌,陌生的商业街。今天,距离我们举家“逃”往北京郊县,正好10个年头。


1988年,我7岁,在一所厂矿小学上一年级。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是厂里的一份子,我父亲凭着电大文凭成了厂里的正式工,母亲则是家属工,在生活区唯一一所国营理发店里做理发师。常听大人们说“厂里效益不错”,所以学校的教室里不仅有彩电,还有暖气,比其他学校要好得多。

每隔一周的周二,班里的彩电都会播放宣传教育片,播放最多的,一是爱国教育片,二就是血吸虫防治宣传片。岳阳地属“血吸虫疫区”,洞庭湖水域更是重灾区。宣传片里来回播放着至今想来仍觉触目惊心的画面:被感染者四肢瘦弱、腹胀如牛,目光呆滞。讲解员反复倡导:“不要接触洞庭湖、小池塘、臭水沟,更不要下河游泳”。

我家这里地处岳阳市郊,叫“七里山社区”。社区北端是厂区,厂区以外是生活区。生活区以图书馆、灯光球场、农贸市场、社区大食堂为中心,环绕着“一生活区”至“六生活区”。这里容纳着四五千名职工和他们的家属,总共近万人。

那时候,大家管去到生活区以外的岳阳叫“上街”。平日里,大伙儿更乐意待在熟悉舒适、应有尽有的社区内。

自我上中学后,就常听人说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父亲也说,厂里的产品越来越卖不动了,他的工作闲得发慌。

到了1998年初,厂里响应国家关于国营厂矿要自力更生的号召,在深圳设立了两家分公司“中芙”和“海芙”。父亲的老领导谢主任被委派为“海芙”贸易公司的总经理

父亲得知谢主任正在厂里招募派去深圳新公司的员工后,和很多人一样,也认为这是个跳出岳阳的好机会,硬是咬牙买了一套时新的组合音响,送去了老领导家,千求万请地拿下了深圳公司业务员的调派指标。

40岁的父亲去了深圳后不久,母亲就被下岗了。放下剃头刀的母亲盘下了生活区里农贸市场正对面的一个小卖部,做起了个体户。那时,生活区的国营商店有两家,卖的东西不比小卖部便宜,所以母亲的小卖部尚能勉强维持。

那年腊月,父亲从深圳回来过年。我和妈妈都发现,他和以前不一样了。人黑了,也瘦了,杂乱无章的鸡窝头被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还喷上了“摩丝”,摸上去硬硬的。以往的冬天,父亲总是雷打不变地穿着冬季“厂服”,而今他却穿着略微收腰的黑色呢绒大衣,一手叉腰,一手握着台小巧精致的SONY手机。

我把手机抢过来,爱不释手地反复摩挲。那时一部手机的正常价格在1万元上下,全厂没几个人用手机,偶尔见到的也是造型老土的“大砖块”,这么精致小巧的玩意我还是第一次见。

“中英街买的,那边都是水货,便宜。”父亲略显得意地说。

“便宜?你是不是拿了奖金没上交、攒起私房钱来了?”母亲假意朝父亲发威,却掩饰不住欣喜,急忙从我手里把手机抢过去把玩。

“我哪里有什么私房钱啰!这手机是杨叔借钱给我买的,他让我帮他卖六合彩。”

那是我头一回听到“六合彩”这3个字。

这天,母亲知道父亲要回来,特地熬了腊八粥,炖了拿手的啤酒鸭,还去农贸市场买了卤香干、卤猪尾巴。等吃得差不多了,父亲拍拍圆鼓鼓的肚子,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外面有再多的新东西,我都不留恋。这家里做的老味道,哪里都吃不到。”

母亲白了父亲一眼,“我看你蛮不想回来啊,在特区哪里还想回来哦,肯定是乐不思蜀啰!那边有什么新东西,说来听听啊。”

父亲如数家珍:“好多时髦玩意啊,像什么沃尔玛啦,里面什么都有,去它一家可以抵得上岳阳的十几家店子;还有桑拿洗浴中心,好舒服滴,比厂里的公共澡堂强多了,还可以在里面打牌;今年还开了一个叫欢乐谷的,里面的过山车好刺激,连我都不敢玩咧……”

“你说说六合彩是怎么回事呗?”母亲追问。

父亲丝毫不避讳我,侃侃而谈:“六合彩是香港那边的玩法,是合法的,也叫‘6+1’。从49个数字里猜对6个中奖号码和一个特别号码,就能中大奖。”

母亲插嘴道:“那不是和我们这边的‘36选7’差不多嘛。猜中所有数字的几率太小了,我都没听说有谁中过。”

父亲点点头:“你说得对!你看前两年还有蛮多人买彩票,现在谁买?就是因为太难中了。所以广东那边才有了新玩法,简单又公平。”

所谓的“新玩法”,是父亲作为公司业务员去广东跑地市时接触到的地下“私彩”。海芙公司的业务员都被分派到广东各地市的小厂矿和农村供销社推广产品。父亲注意到,许多郊县的小卖部门口都贴着各式各样的花纸头,后来他才知道那些叫“码报”。和“码报”贴在一起的还有手写的“本期开奖号码XX”。和老乡一打听,父亲就把情况搞清楚了——这是当前流行的新玩法,叫“买码”,只要买中当期香港六合彩开奖的那个特别号码,就可以获得40倍的奖金。

晚饭结束,天色完全暗下来,父亲斜靠在沙发背上解释道:“特别号码是从1到49,买码赔率是1:40。如果每个数字都买10块钱,即便中奖了也就亏90块,所以庄家永远是有利的一方,买码的想要中奖就纯靠运气了。”

父亲有时候出差到一些小地方,一待就是十天半个月,在那里他结交了三俩老乡朋友,时常凑在一起打牌吃饭。他说是为了“入乡随俗”,便也跟着老乡买码。

“10块起买,毫无压力,买中是个运气,买不中就算了。我买了几次十块钱的,没中过。”父亲轻描淡写地说。

年少的我并不认为小气的父亲会由此成为带领全家走向灭亡的赌鬼。确实,父亲并没有迷上赌博,事情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父亲结交的一个业务伙伴杨叔,是当地供销社的负责人之一,家族庞大,在村里小有权威。杨叔向父亲吹嘘,他在帮香港经营六合彩生意的“大老板”做事,老板的公司是叫“风马神”、“风神马”还是“风云马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便故弄玄虚地称“老板很神秘”。他是他们村里唯一的“写单人”,也是下注的村民和“大老板”之间唯一的联络人。村民把钱和下注号码报给杨叔,杨叔负责收钱、登记;开奖后,也由杨叔负责派奖。

(写单人:就是中间人、掮客,一边收赌博者的钱、记录他们要买的号码,一边和庄家结账,从中收取提成。)

当杨叔得知父亲在岳阳的情况后,极力拉他入伙:“你就当是在帮我‘写单’。你那里(岳阳)也是大集体环境,熟人多、讲人情,发展买码生意,简直再适合不过了!”

“那你就同意了?”妈妈满脸疑惑,似乎仍有一肚子的问题。

“嗯,试试看嘛。这东西在广东不少地方都发展得很好。”爸爸笃定地说。

社区里,小道消息总是传得特别快。父亲回来没几天,他靠“六合彩”用上了手机的消息,就在社区里不胫而走。母亲的小卖部也成了绝佳的宣传窗口。

我们家住在生活一区,距离母亲的小卖部步行不到5分钟。说是小卖部,实际上就是一个刷着深蓝色油漆的长方形铁皮箱子,一人半高,占地不到5平米。几个铁质货架被牢牢地焊在箱子的“墙壁”上,上面里三层外三层地摆满了从梅溪桥批发来的小商品。母亲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都会守在那里。

小卖部窗口的右边常年贴着纸糊的广告,有时是“青莲乡收的家酿米酒,3块钱一斤”,有时是“自制香脆腌黄瓜,5毛钱一条”。1998年的农历年关将至,广告改成了:“本店代理香港六合彩,1赔40了!”

小卖部本就地理位置绝佳,来往行人,以及从对面农贸市场买完菜回家的大妈大爷,甚至连卖菜的小贩,都纷纷挤到窗口询问六合彩的消息。

父亲自然也没闲着,他在厂里和生活区频繁走动,厂里内线电话簿上的熟人号码他几乎打了个遍,逢人便夸耀他那台“中了六合彩赢来的手机”。

大年初三一过,走亲访友的人倾巢而出,来我家做客的邻里街坊络绎不绝,父亲的老同事们更是集体登门拜访,号称“调度一枝花”的孙大姐喊出了大伙的心声:“你这个人怎么老是吊胃口啰?什么时候可以买撒?让我趁过年试一哈运气撒!”

父亲这才慢悠悠地宣布:“初六开张,图个吉利。”

杨叔只教给了父亲一种玩法,从1到49中间选一个数字下注,10元起注。如果所选数字与下期香港六合彩的特别号码相同,就能获得40倍于下注金额的奖金,没有抽成,也没有其他衍生玩法。按杨叔的说法:“规则越简单,就越容易流行起来。”

初六当天,来我家的人一茬接一茬,前一波人还在热烈讨论买哪个数字,后面的人就又加入了。有的说,今天是大年初六,应该买6;有的说,今天还是星期天呢,怎么不买7?孙大姐跳起来,挥手示意大家稍微静一静,大声道:“按日子买的话谁都能中了,有这么容易?我看啊,每个人就买对自己有意义的数字,谁中了就是谁的福气!比如我的生日是11月11日,那我第一次就干脆买11了!”

众人又说又闹,为自己押注的数字摇旗助威。一时间,我们家成了全社区最火爆的据点。

1999年2月23日是父亲的第一个开奖日,当期的中奖号码是11,只有孙大姐一个人买了20块。父亲通知她来家里拿钱,并将800块钱分毫不差地交到她手里。孙大姐的眼睛瞪得像牛铃一般大,张着嘴半天合不上,接过钱一溜烟地跑了。

这期私彩,父亲一共收到投注金额1900多元,除去用于支付的奖金800元,余下的1100多属纯利润。杨叔让父亲留下投注总金额的5%作为佣金,剩下的钱都通过邮局汇款给他,并称:如果出现奖金数目多于投注金额的情况,他也会迅速将相应资金汇给父亲。

很快“流程”就理顺了:父亲只需在开奖前将每个数字的总投注额报给杨叔,然后在开奖后再通一次电话,核对中奖信息及收支情况。

当年,香港六合彩每周只开两次奖,一次在周二,一次在周四。2月25日,父亲的第二期生意就已收到几乎双倍于第一期的投注额。

到了3月中旬,父亲将“写单”工作全权交给了母亲,自己回到深圳公司上班。

父亲心里永远记着一笔明白账:“第一年我组织的开奖一共97期,总投注额接近100万,落在我手里的不到5万,中奖的奖金不到3万,其他的钱都汇给姓杨的了。”

父母从不在钱里动手脚,可在合作的1年后,杨叔却为了12万块钱和父亲决裂了。

那天,孙大姐突发奇想,下了一把3000元的重注。在那之前,还没有人下单注超过500元的。母亲劝她想想清楚,她却胸有成竹:“昨晚太上老君托梦给我,让我买这个数字。我就信这一次,要是真中了,买小了怕后悔!”

两天后,孙大姐的美梦成真了。她乐疯了似的走街串巷,当然也不忘向母亲讨要那12万的奖金。父亲催促杨叔快些把钱打过来,杨叔却一直推脱:“香港老板那边还没有确认,也没有打钱给我,再等些天吧。”

几天后,杨叔说钱已经汇过去了,在路上。就这样一来二去拖了10多天,12万元钱还是不见踪影。父亲为此从深圳回了趟岳阳,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在母亲的小卖部门口,众目睽睽之下,父亲将家里的12万元积蓄取出来,用红蜡纸包好,亲手交到了孙大姐手中,并在农贸市场门口点了一挂1万响的鞭炮。

一时人山人海,喧哗之声响彻整个生活区中心。


在那之后,父亲就与杨叔断交了。好在除了杨叔,他还有些深圳的人脉,因此依然能及时知晓香港六合彩的开奖结果,于是他自己做起了庄家。

2000年的盛夏,我两度高考失利,便回到厂里顶了父亲的职。父亲从深圳回到岳阳,与母亲专心做起六合彩的生意。

多年后,父亲颇为感概地说:“都说岳阳人是02、03年才开始买码的,那我绝对算得上岳阳地下六合彩业的鼻祖了,就是比较保守,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而已……”

父亲向来重视和邻里街坊之间的关系,还没“下海”之前,他在厂里的人缘就相当不错,母亲亦是生活区里的熟面孔。他们从不劝人下注,也不提供赊账——他们不希望街坊们为了买彩票,而入不敷出。

记得一个夏天的傍晚,我路过母亲的小卖部,见她搬出一把折叠椅,坐在门口和一位老阿姨聊天。阿姨说:“真想花5000块钱冲一把,像孙大姐那样,要赢就赢一把大的。”

妈妈笑着劝她:“别冲动呀,量力而行,量力而行。”

他们尤其不鼓励街坊们下重注,一来怕伤了和气,二来也怕遭遇上回一次性赔付12万的情况。自己成了庄家后,也就与下注者们成了绝对的对赌关系。父亲说:“其实我当这个庄家,才是最大的赌博,虽然我的赢面比孙大姐他们大些。”


父亲在厂里一庄独大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往后几年,厂里陆续冒出了好几个“写单人”。

七里山派出所的人曾专门来我家串过门,开门见山地提醒父亲:做事要低调,不要搞出什么乱子,尤其是在严打期间。

当时,我们的社区派出所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派出所在业务上属于市公安局,而所里包括派出所所长,所有人员在组织上则属于厂职工。所长的儿子从小学到高中都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们一家也住在厂生活区内。这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也使得父亲的生意没有遭到清剿。

2005年,我们家在南湖边购置了一套150平米的商品房,父亲也买了台“马6”。虽然家里已不需要母亲当个体户的那点收入,可小卖部作为一个重要的“投注点”,一直保留着。我们为了诸事方便,也仍住在老房子里。

也是在这一年,派出所改制,业务与人员都归属到岳阳市局管直接管辖。不仅如此,社区里的一切非制造业,包括商店、理发店、农贸市场、游泳池、溜冰场等等,都摘下了“公家”的帽子,统统交由社会招标。生活区内自成一派的半封闭体系土崩瓦解。

自此,有些有条件的人搬出了社区,也有很多外面的人涌了进来。夜里,从前安静祥和的主干道,被喧闹嘈杂的夜宵摊盘踞。换做是以前,都会有厂里保卫科的人将这些外来人员驱逐出社区,可如今,这些人受到一个自称为“伟哥”的混混头目保护。

很快,伟哥就找上了父亲。

那日我碰巧在家,见一个矮胖壮实、嚼着槟榔、指尖夹着烟的家伙不请自来,自报“伟哥”。

他旁若无人地往我们家沙发上一坐,翘起二郎腿,龙虎纹身从黑色背心边缘爬满双臂。他操着一口云溪口音的岳阳话对父亲说:“你也知道,现在岳阳的市场竞争很激烈,你又冒(没)得人又冒(没)的关系,这一片不可能给你一个人吃。我现在管着七里山片区,你要想继续搞就只能跟着我搞。以后你给我抄单子,我分你15%,相当够意思了吧!”

父亲静静地答:“容我考虑几天。”

第二天一早,妈妈的小卖部就被人泼了红油漆,父亲停在楼下的“马6”也被扎破了车胎。我们都清楚,这是伟哥的下马威。无奈社区里没有监控,找警察用处不大,他们更不可能一天24小时地保护我们家的人和财物。


没多久,父亲就成了伟哥的手下。伟哥首先提出要增加游戏规则,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押单双”、“押三色”,以及“十二生肖”。

“花样多了,他们才会花更多时间研究、花更多钱下注。”

在伟哥的安排下,母亲的小卖部里也卖起了形形色色的非法印刷刊物。有装订成册的“书籍”,也有花花绿绿的“报纸”。我曾随手拿起一本册子翻看,里面充斥着莫名其妙的“五行玄机图”、牵强附会的打油诗,甚至还有低俗的黄色笑话。

据母亲回忆,这些印刷品泛滥后,不少老街坊都魔怔了,每天要花大把时间研究“买码玄学”,成群结队地聚到灯光球场“开会”讨论。充当“事后诸葛亮”、从结果倒推哪本刊物“有用”的人,比比皆是。

| 码民们喜欢聚会的灯光球场(作者供图)
此外,伟哥还要父亲提供赊账购买服务,购买者可以先下注,后给钱。这是一种诱赌手段,诱使参赌人不断加大注码,直到不得不动用积蓄、卖车卖房。自此,一些面皮薄、不愿欠钱落人口实的街坊也慢慢习惯了赊账买码,还款的时间不断延长。

在伟哥的“庇护”下,虽然挣得比之前少了,好在父亲的生意还算顺利。那两年,整个岳阳的地下六合彩业泛滥且疯狂,经常听到有各方势力火拼抢地盘、买码的农民喝农药跳楼的新闻,而派出所抓赌的效果也不尽人意。

虽然社区里几乎人人都知道父亲的营生,但买码的人都是打电话报给父亲,报几个数字就完成了交易,既没有聚众赌博场地,也不存在特定赌具,在当时很难被定罪。


2008年1月的一天清晨,一群人乒乒乓乓地敲开了我家的门,要求父亲支付400万奖金。父亲下意识地反应道:“你们找错人了吧?”

不料,为首的壮汉拿出一张码单,上面赫然写着“投注号码XX  10万元”。并叫嚣道:“老子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你们别想抵赖。我告诉你,我要是拿不到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这群人也是这片的“写单人”,除了写单,自己也赌博,在输得一塌糊涂、走投无路之下,他们决定凑在一起赌把大的。于是以赊账的方式在伟哥那里买了5个号码,每个号码10万元。伟哥接单时留了一手,向他们透露,庄家其实是我父亲,他只是我父亲的打手。

这群“写单人”把母亲的小卖部用锈迹斑斑的大粗铁链捆了好几圈,牢牢锁住。几个人轮番守在我们家门口,时不时大力拍打房门,吓得母亲躲在卧室里不敢出来。父亲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来了人,把门口的人遣散后不久,那些人又重新回来。

父亲给伟哥打电话,伟哥当即撕破脸,要父亲自己解决。要钱的那伙人也是流氓混混,明知是伟哥设的局,但知道伟哥不好惹,他们便死赖上了我们家。

母亲出门买菜,被他们打翻菜篮子。我去上班,发现自行车也被他们用铁锁锁住。他们派人不断给家里打电话,说不给钱就干掉我们一家。

父亲想过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大不了关个几年。可问题是,他进去了,我和母亲怎么办?伟哥他们进去了,会放过父亲吗?出来后不会被打击报复吗?

一周过去了,我请假待在家里。向来坚毅的父亲流下了泪水,双手抱头哀叹:“错就错在我本非亡命之徒,亦不偷奸耍滑,却想靠一己之力经营非法勾当发财致富,到头来才会落得如此下场!”

最终,父亲将买来还没住过的商品房,作价转给了为首的人,存单、车子也让他们拿走了,期望他们就此收手,放我们家一马。

对方却不依不饶,丢下一句狠话:“你们给老子去借钱,我们先回去过年,过完年回来要是还拿不到钱,就把你们丢到洞庭湖去喂鱼!”


2008年春节前夕,人人家里张灯结彩之时,父亲决定带上我和母亲北上逃亡。

我们找孙大姐借了点钱,除夕当天逃往了北京,落脚在北京东郊的黑庄户。当时母亲还苦笑着说,应该改名叫“黑户庄”——我们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户,所有的档案和关系都在岳阳的那个小工厂里,离开了它,我们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不敢再回去了。

那年父亲50岁,以他的年龄和电大文凭根本无法在北京谋得正常工作。他经人介绍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当厨师,母亲则在一家新开发的楼盘里做清洁员。那年我27岁,没有大学文凭,过惯了安居一隅的日子,却不得不硬着头皮重新开始,帮厨、快递员、搬砖,我都干过。

我们这一逃,就整整10年。


尾声

我和母亲都觉得,父亲得肝癌是因为他前半生太安逸,晚年却从事体力工作,加上心情郁结,这才伤了肝脏。父亲却认为这是他的报应:

“是我害了厂里的那些人,老徐输光了内退补偿,老了还出去打工。唐会计挪用公款买码,被辞退了,小赵四十几岁就中风了,你们以前的数学老师张老师,算码把脑子都算坏了,孙大姐后来也是每天在家烧香拜佛,神里神经了……还不都是被我害的。”

母亲抹着眼泪说:“10年了,我们过了整整10年的苦日子,该还的债也还完了。”

这10年来,父母从没有和任何老熟人联系过。在岳阳的医院安置好父亲的那天夜里,母亲悄悄去了孙大姐家,孙大姐一家还住在那儿。故人重逢,悲喜交加。

孙大姐说,厂子如今正式并入了中石化系统,福利很好,医药费可以报销90%,让我们回厂里找找关系。母亲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算了,不去了。”

孙大姐还告诉她,岳阳从2009年开始打黑,伟哥和当年找我们逼债的那票人都被打掉了。2015年的时候,地下六合彩也在打击专项赌博行动中逐渐销声匿迹了。临了,她神情黯然地说:“大部分人都在岳阳新区买了商品房,搬走了——我,没钱买。”

孙大姐想去医院看看父亲,母亲说:“不用了,他现在不能自主呼吸,大部分时间是昏睡着的。”孙大姐说:“老李走的时候通知我,我去送他。”

我为父亲在七里山公墓寻了一块墓地后,其余大部分时间就守在他床前。我忽然想起洞庭湖的血吸虫,就问护士,她被我的突然发问愣住了,末了说道:“有的,还在治理。”

害了父亲那辈人的那场“瘟疫”已经被消灭了,血吸虫总有一天也将会被斩草除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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